帝国与殖民｜全球景观下帝国的多元塑造半岛者及其新自由主义遗产

　　半岛近现代史上，帝国无处不在。他们塑造了边界，挑起了冲突，并设定了国际政治的框架。随着浩荡的去殖民化浪潮，旧的帝国体系宣告崩溃，新的独立国家与其他各类政治行为体不断涌现，我们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这一进程迄今仍在持续。我们对这些曾深刻影响全球历史的庞然大物有多少了解？它们的兴起是雄心勃勃的持续扩张，还是偶然而生的聚沙成塔？它们的崩溃又如何重塑了国际秩序？后帝国时代的世界将走向何方？

　　本期书单精选6本 PUP 殖民史与帝国史书目，从殖民帝国的兴起与后殖民时代的可能性两个维度出发，展现顶尖历史学家对殖民史与帝国史的全新思考与修订。从欧洲“公司国家”到潮州出海者，从去殖民化运动到新自由主义兴起，本期书单将为读者破除关于帝国的种种迷思，揭开其真实而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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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导致了殖民帝国的兴起、第一个全球体系的建立以及西方的统治地位？传统研究认为，从1500年开始，持续不断的军事竞争所锻造的优越技术半岛、战术和制度使欧洲人在战争中比其他文明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从而使欧洲国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施展自己的竞争野心。然而，当视线穿过欧洲帝国的辉煌表象，同时代的许多其他行为体——从悄然兴起的公司国家到盛极一时的亚非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长期以来，大航海时代以后的世界史叙事呈现这样一幅图景：欧洲帝国凭借其优越的军事技术与军事组织所向披靡地“赢得历史”（won history），非欧洲国家则成为它们崛起的垫脚石。该理论被称为“军事革命论”（Military Revolution Thesis），认为欧洲的扩张是欧洲帝国及其军队在海外战胜对手的结果，而它们的优势在于，频繁而激烈的军事冲突使欧洲帝国更能适应战争的需求。

　　但事实或许恰恰相反。在 Empires of the Weak: The Real 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World Order 一书中，剑桥大学教授 J. C. Sharman 提出，近代早期的欧洲帝国实际上没有普遍的军事优势，它们成功的关键在于避免挑战非欧洲帝国对陆地的主导权，转而采取后者通常并不热衷的海洋战略。同时，疾病肆虐给美洲带来的人口灾难也使欧洲帝国得以趁虚而入。

　　Sharman 在书中提供了驳斥军事革命论的历史证据。他的研究表明，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征服以及葡萄牙、荷兰、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19世纪以前，欧洲帝国在与亚非帝国的冲突中几乎都遭遇了失败，后者包括盛极一时的波斯、莫卧儿以及中国。Sharman 强调，欧洲的“扩张”（expansion）并不等同于“统治”（domination）与“征服”（conquest）。在近代早期的亚洲和非洲，欧洲的存在绝大多数停留于海上，通过控制主要港口和海上通道以掌控海上贸易，而同时期大多数强大的亚非帝国对海洋漠不关心，更关注对陆地和人口的控制。这种对海洋和陆地的偏好互补使得“陆地之主”（lords of land）与“海洋之主”（masters of water）实现了粗略的共存，从而营造了欧洲扩张的景象。

　　Sharman 同时反驳了一种传统观点，即视欧洲扩张为国家主导。他指出，欧洲扩张的先锋不是国家军队或海军，而是小股冒险家队伍与特许公司。欧洲人在海外运用的战争方式几乎与本土完全不同。除了极少数例外，无论是战术、军队还是组织，都不符合欧洲大国战争的模板。不同于在本土部署的大规模军团，欧洲帝国的海外扩张是由小规模的远征军推动的。多数情况下，这些部队由私人所有，是由冒险家或特许的公司国家组建的临时队伍，他们依靠当地盟友与地方武装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与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与战略副教授 Andrew Phillips 合著的 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一书中，Sharman 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在17-20世纪浩荡的扩张浪潮中，国家并不总是欧洲扩张的主角，而是将其扩张行为 “外包”给了一个殖民时代的特殊产物——公司国家（Company-States）。这些拥有特殊的“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s）的组织成为了欧洲对外扩张的急先锋，并推动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秩序”的出现。

　　17世纪，欧洲帝国争相控制欧洲以外的资源以应对军事竞争的挑战，但它们缺乏跨洲行使权力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制度实验。公司国家成为弥补弥合欧洲统治者扩张的地缘政治野心和稀缺的控制手段之间差距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解决方案。没有能力或不愿为欧洲以外的扩张提供财政、行政和军事资源的统治者通过授予垄断贸易权并赋予一系列主权权力的特许状来建立公司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国家具有独特的混合性质：它们既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它们同时又拥有广泛的主权权力、强大的陆海军以及实际的独立性。

　　这种混合性质赋予了公司国家一系列独特的制度优势，包括雄厚的资本储备、高校的激励机制及强大的有组织暴力能力。亚洲的海洋环境与政治条件则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舞台：与本土的遥远距离使其免受母国赞助者的干扰，通过利益服从换取亚洲政权的保护则使它们得以进入亚洲繁荣的商业网络并赚取巨额利润。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这样的环境下飞速发展起来，成为公司国家的耀眼典范。在这之后，几乎每个主要的欧洲帝国都在某个时期至少建立过一个公司国家，由此产生的机构几乎活跃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先锋。

　　Phillips 和 Sharman 强调，尽管公司国家肯定对商业利益感兴趣，但它们本质上也是政治行为体，参与外交、战争和管理等重要领域。它们对国际政治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国际政治史不应被简单视为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恰恰相反，国际政治一直是一场由不同行为体参与的游戏，而不仅仅是主权国家，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在大洋彼岸，民间力量同样是走向海洋的急先锋——即便东方帝国在多数时候对海洋缺乏兴趣。在 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 一书中，西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Melissa Macauley 为东南亚的海洋世界描绘了一幅前所未见的繁荣图景。

　　在一个以工业革命为起点、并在大萧条时期中达到高潮的故事中，Macauley 阐释了来自潮州的旅居者如何跻身南中国海的商业大亨之列。之所以聚焦潮州，是因为那里的人民拥有共同的方言、仪式、文化和社会习俗。17世纪后，包括潮州人在内，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投身到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浪潮之中，向东南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然而半岛，他们同家乡的联系并未就此断绝，而是通过信件、汇款等途径相互勾连，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无疆”（territorial boundlessness）的状态。这种联系使得潮州得以利用东南亚丰富的木材、粮食、矿产和其他资源，并使本地的农民可以更广泛地种植甘蔗、罂粟等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这些行为似乎与欧洲的殖民行为非常相似：商业精英从海外获取原材料，并为商品销售和资本投资开辟了新的海外市场，为母国“过剩”的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即便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后，潮州人仍能从东南亚殖民地获益，他们让西方人承担建设殖民国家的重任，自己则继续主导粮食、木材、橡胶及其他商品的资源开采和贸易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几乎看不到国家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同乡会、公司、社团、商业网络、寺庙及慈善组织等通常由商人主导的机构。这种经济扩张方式成本低廉、适应性强，且更具有长期可持续性。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移民似乎不追求统治权威与现代国家的建立，而专注于资源、商品生产与贸易。海外的潮州移民臣服于当地君主，并逐渐融入当地文化。他们对土地没有主权，却几乎完全控制了所在地区生产的资源与商品。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通过遍布曼谷、新加坡、西贡等主要港口的家庭、兄弟和商业关系网络来维持。

　　随着帝国体系的崩溃，新的独立国家与其他各类政治行为体不断涌现，我们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重组，人们在帝国的废墟中寻找通向新秩序的道路。民族国家、地区一体化、非政府组织、抑或是全新的帝国，后殖民时代的世界究竟会走向何方？

　　二战结束以后的去殖民化浪潮使数十个殖民地成为新的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些新独立国家并不总是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基于民族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手段来对抗前殖民地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极端不平等。那么，在帝国解体之后，是否存在除民族国家之外的其他组织形式，以团结不同民族并减轻帝国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在 Post-Imperial Possibilities: Eurasia, Eurafrica, Afroasia 一书中，纽约大学历史、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荣休教授 Jane Burbank 和纽约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 Frederick Cooper 将目光投向20世纪帝国解体的时刻，探索后帝国时代政治想象与重构的三个替代方案，即欧亚（Eurasia），欧非（Eurafrica）和亚非（Afroasia）。这三个构想规模庞大、横贯大陆，旨在将不同地区、不同血统的人民团结在一个高效、团结、有吸引力的强大政治单位之中，以寻求离开帝国的替代路线。

　　这些构想来源于反帝国主义活动家与政治领导人对新独立国家发展前景的顾虑，他们担忧新生的民族国家将难以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相对集中的国际社会中生存。在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中，这种担忧尤为强烈，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往往国土狭小或支离破碎，资源短缺，人口匮乏，这是西方帝国粗暴瓜分海外领土留下的遗毒。基于这样的顾虑，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试图寻求殖民帝国和民族国家之外的替代方案：欧亚构想试图将前沙皇俄国及前苏联空间中的新独立国家联合在一起；欧非最初是欧洲合作开发非洲的设计，但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转变为一个将法国的非洲领土纳入欧洲一体化计划的项目；亚非运动希望用前殖民领土之间的横向关系取代殖民者和殖民者的纵向关系半岛，这种关系可以使亚非国家在冷战时期的两极霸权之间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

　　欧非和亚非都陷入了困境，成为新旧既得利益的受害者：欧非在欧洲一体化的浪潮下宣告崩溃，欧洲首先退缩，转向与欧洲相对紧密国家的联合；亚非的构想则随着新独立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意识形态及与大国关系方面的分歧而破碎。但欧亚构想在上世纪90年代复兴。在苏联经济与政治结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真空时期，欧亚主义似乎为俄罗斯的后苏联未来提供了可能性，欧亚主义的倡导者们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地缘政治，通过团结苏联空间内的欧亚诸国来对抗西方霸权。

　　即便超国家的政治构想未能成功，但帝国崩溃与去殖民化带来的影响切实地越过了疆界乃至大洲。浩荡的去殖民化运动在领土之间和领土内部展开，它的斗争变得国际化和跨国化，既是反对殖民不公正的全球道德裁军运动，也是地方性的武器竞赛。在 The End of Empires and a World Remade: A Global History of Decolonization 一书中，埃克塞特大学帝国史教授兼暴力与冲突史中心主任 Martin Thomas 重构了这段广阔的历史，藉由详实的史料讲述了去殖民化的故事及其与全球化的内在联系。他追溯了这两个变革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式帝国的终结和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市场重组、文化交流和移民。

　　Thomas 展示了帝国崩溃后，去殖民化如何深刻地塑造了全球化进程。去殖民化通常被描述为“解体”（disintegrative），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下半叶，去殖民化催生了新的国际联盟与跨国联系，因为“弱小”的反殖民斗士建立了跨国支持网络，以克服“强大”的帝国所拥有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它重塑了南北动态，使全球南方作为一个跨区域集团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白人种族特权。围绕它的争论激发了新型的社会活动、政府间国际合作的创新形式以及跨国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增。而另一方面，全球化则承诺去殖民化者有更多机会获得基本资源、更广泛的影响力网络和全球受众半岛。

　　然而，即便帝国已经不再主宰全球政治，殖民主义的印记仍然比比皆是：从土地的使用、资源的开采到边界和行政结构、全球商业的语言和模式，以及人们的社会和文化认同，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仍然深刻地受到近代帝国历史的影响。或许更重要的是，帝国的历史遗留塑造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变体，它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助长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形式，使去殖民化更加难以完成。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英国通过其非营利部门，特别是各类非政府援助组织，重塑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随着帝国的终结，这些组织利用既有的帝国网络和殖民官僚机构在规模和使命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它们寻求一种道德资本主义，旨在将英国消费者与帝国和后帝国空间的第三世界生产者直接联系起来，创造一个既有利可图又合乎道德的草根全球经济（grassroots global economy），也被称为“团结经济”（solidarity economy）。

　　在 1950 年代和 1990 年代之间，非营利组织试图通过其福利和发展计划建立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些计划通过小额信贷、消费者和企业社会责任鼓励商品和商品的公平贸易半岛，强调权力下放、私有化和企业家精神。Sasson 讲述了活动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故事，他们将市场重新构想为全球改革的研讨会，愿景是一个去中心化、公平的贸易市场，以此向经济生活灌输道德，并规避国家权力。与更常见的关于新自由主义与保守右翼的故事不同，她将目光集中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左翼，以及由此产生的非营利部门在新自由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作用。这些人认为，国家在道德上是空虚的，不应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者，转而希望通过直接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和国际社会来促进分散的市场参与。

　　利用来自非政府组织、国际、国家和商业档案的数十个新资料库，Sasson 重建了包括手工艺品、糖、茶和咖啡等在内的市场政治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的后帝国主义起源进行了批判性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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